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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岁甘浩望神父:希望死在中国

作者 时间:2020-08-11 阅读次数:448

钱锺书名着《围城》有一句话:「结婚好比被围困的城堡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,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」这句话原指婚姻,但后来很多人联想到政治。对于人称「甘仔」的意大利籍神父甘浩望而言,中国就有如围城,很多人希望走出来,他却希望走进去。

甘仔最为人记得的,是回归后他瞓身为中港家庭争取居港权,帮助一班人走出围城来港。但甘仔自己多年来却希望走入中国大陆,走到一班农民、工人的中间生活。他说自己热爱中国及中国人民,甚至希望能死在河南丁村,「我要喺嗰度死,有意思呀嘛我觉得。」1941年,河南丁村有4位宗座外方传教会(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,甘仔所属教会)的神父,被当地的日伪军杀害(二战时,意大利与日本结盟,令中国人敌视意大利籍传教士,日军亦不信任传教士。)因此,河南丁村对天主教会具有特别意义。

甘仔年轻时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因为:毛潭东思想。

70岁的甘仔说:「我崇拜天主,尊重毛泽东思想。毛泽东的思想,同福音好多相似,毛泽东话为人民服务,圣经说全灵全意爱天主、爱人如己。」

「毛派」

甘仔踏足中国大陆,是希望跟随毛泽东所说,走入最卑微、最困苦的弱势阶层中服务。但现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,十年酷劫是一场权斗引发的人祸。甘仔知道毛的恶行,但他认为:「佢讲嗰啲嘢都可以接受嘅,跟住佢嗰啲行为,或者删晒嗰啲,咁好难讲嘅,但係我觉得佢嘅思想係值得学习。」

独立导演江琼珠将甘仔大半生的经历,拍成纪录片《甘浩望巡礼之年》,电影名称中的「巡礼」指甘仔多年来穿梭台山、江门、渭南、徐州、开封、香港等多个城市,另一方面,巡礼有宗教含义。

甘浩望的名字(意大利文:Reverend Franco Mella,中文名是由他所属教会的一位教徒替他改),「甘」代表甘甜(Mella在意大利文中有蜜糖的意思),「浩望」代表他希望回到大陆。后来,大家都习惯了称呼他甘仔。甘仔在1967年19岁进入宗座外方传教会学习,想做神父是因母亲的鼓励和家庭宗教熏陶。甘仔对中国产生兴趣,源于在修院举行的一次有关世界各国的展览,「当时一班人负责美洲,另一班人负责南美洲,我哋就负责亚洲。」甘仔在搜集资料期间接触到中国,自从那次展览后,甘仔从书籍报纸上更加留意中国的情况,「跟住60年代又发生好多事啦,特别係中国文化大革命,我哋好有兴趣知道发生咩事。」

70年代初文革时,甘仔身在米兰老家参与社会运动,成立了居民委员会,为基层争取改善居住环境。甘仔在过程中更深入接触毛泽东的「为人民服务」思想,「嗰时最先进、最关心社会嘅意大利青年呢,佢哋係毛泽东派嘅。」甘仔称,在社运期间,目睹这群青年如何运用毛泽东的精神为人民服务、上山下乡。甘仔当时因为参加社运,而被标籤为「毛派」。

居民委员会当中,有人斥责甘仔为「共产党」、「搞无产阶级」。甚至有业主企图向修院施压,向其他神父指「呢啲係左派共产党员,你唔好俾佢做神父啦!」当时宗座外方传教会的神父,认为甘仔和其他神学院学生都是「做紧正义嘅嘢」,支持他们。但后来有一次,甘仔和其余三、四名居委会代表参加大会,有一位代表佩戴红领巾,被一班身穿黑衣、戴黑领巾和铁颈链的法西斯主义者伏击,「(佢哋)以为我哋係共产党嗰啲人,咁所以打啦,跟住第二日修院都唔上课。」后期甚至要关闭修院。

来香港,是为了入大陆

「神父唔係一个职业,係一个身份。政治係好重要嘅嘢,关心人都係一个政治决定,关心社会都係一个政治立场。如果你无政治立场呢,即係另外一种政治立场,代表你支持嗰啲当权者。」

甘仔早在米兰时,已经立定决心要到中国。他在1974年6月26岁升为神父,同年9月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派甘仔来港。当时仍未到改革开放,除了外交人员外,外国人基本上很难进入中国大陆,「所以我哋嚟香港先,等有机会入去中国。」这样一等,就等了将近16年,他在1991年才能正式进入大陆服务。在香港期间,他做了大量的工作,包括:70年代为油麻地避风塘的艇户争取上岸、创立「石篱民生关注组」;80年代为争取释放刘山青(1980年,因回内地救助民运人士,被控以「反革命罪」判有期徒刑10年)而绝食、接触及服务露宿者等。

八九六四之后,甘仔获内地学校邀请教英文,学校替他申请签证,他在1991年正式获发,先进入台山的华侨中学,又开班义务教小朋友学习英文生字和唱英文歌。后来他到江门广播电视大学执教英文班5年半,学校同时为他提供宿舍,有机会接触居住在附近的小孩。甘仔在2000年,前往陕西渭南的师範学校教英文。到了2006年,甘仔终于能够和一群意大利同乡到河南丁村,期间又到当地的聋哑学校教英文。2009年到徐州的一间聋哑学校教英文,亦开设了露宿者之家。

香港,对甘仔来说,只是一个过渡地方。甘仔来香港,只是为了进入中国大陆。

争居港权19年

甘仔1999年从大陆回港争取居港权,原来是无意中的参与。当年1月29日,终审法院在「吴嘉玲案」中作出裁决,指港人内地所生子女于出生时,即使父母其中一方当时并非香港永久居民,子女也可拥有居港权。甘仔当时从内地得知此事。后来2月初返港放假时,事件再度引起他的关注。同年6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推翻终院判决,引起争居港权人士极度不满。

甘仔表示:「港独係政府自己搞㗎,令啲人以为香港人同大陆人无关係。喂,呢啲係香港人嘅仔女,点解唔要得?同埋终审法院已经判决咗,因为叶刘淑仪话人多,就话唔得。所以我哋话当时香港政府嘅决定有三大罪过:第一,破坏家庭团聚;第二,破坏香港法律制度;第三,令香港市民反对大陆人。」

2000年的入境处纵火事件引致更大的裂痕出现。甘仔表示,主犯施君龙是当时委员会的代表,「嗰阵时我哋都有反对(佢哋)用极端方法争取。」他指,在事发前不止一次劝阻施君龙等主张极端手法的人,但他们坚持「我哋打啦,咁先至有效果吖嘛。」

甘仔忆述纵火案发生前一晚,居港权委员会在葵芳的圣斯德望堂内开会,会议完结后,「我都想叫佢哋唔好咁激动啦。」由于当时教堂不能供委员会的一众代表留宿,他们最后匆匆离开。当晚施君龙致电和甘仔谈了一阵子,话锋突然一转:「你係咪听日去大陆架喇?」甘仔当时告诉施君龙,他打算返内地旅行。翌日,甘仔出发时,突然有人致电问他:「你知唔知香港发生咩事啊?」得知纵火事件后,他随即中断行程回港。

之后,甘仔到港台录製《香港家书》节目期间,「啲人入嚟话梁锦光死咗,我最尾改咗俾一封信上主啦。」这封给天主的信,表达了甘仔在纵火案中,因为梁锦光的死的痛心。节目结束后,甘仔独自一人坐地铁回家,「我都唔想人哋认得我啦,所以上地铁嘅时候,都上最尾嗰卡车。」当时有人说「我哋要杀死个神父啦!要去烧佢哋教堂啦!」外界不知道甘仔曾尝试阻止。

争取居港权一事,几乎令甘仔在内地的教学工作被迫中断。当时他在江门市的广播电视大学教英文,「因为我嗰阵时成日都上电视呀嘛」,学校方面因为感到有压力,就向甘仔表示:「唔好意思,我哋唔需要你继续教喇。」甘仔因而短暂回到香港,幸好后来回到当地执拾时,校方又指「而家都係需要你喇」,他就继续留下教书。

直到今天,甘仔每逢过年、大时大节或暑假,都会返香港和一班争取居港权人士有聚会。 他选择争取居港权这条路,既是不忍看到一个个家庭分离,还有因为争取居港权,不会和他在内地的工作有很大冲突。

被称「洋雷锋」

甘仔在内地断断续续生活了20年,先后踏足台山、江门、渭南、内蒙古、徐州、开封等多个城市。他多年来,基本上都是以工作签证孤身进入内地服务。他在内地不会刻意强调神父的身份,除了定期到当地教会主持弥撒和宗教侍奉,日常的基层服务都是经当地的学校或服务团体联繫,「佢哋知道我係神父,不过我无用嗰个身份。」

入境处纵火事件是甘仔首次被大陆列入黑名单,另一次是2011年的大陆祝圣事件令中梵关係紧张,甘仔大约5年后才由黑名单转为灰名单,得以重新踏足内地。

甘仔2008年在江苏徐州时 ,曾经开设露宿者之家,初期为露宿者提供一日三餐和住宿,另外亦给予他们每月30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,「即係叫佢哋唔好再出去叫人哋俾钱啦。」后期露宿者之家的经济出现困难,只能为露宿者提供基本的食宿。甘仔笑言这班露宿者「即刻搵到嘢做」,部分人从事清洁工,另一部分人则从事保安。

甘仔曾经在一些内地网站被称为「洋雷锋」,他在台山的华侨中学教英文时,校方居然两次要求甘仔向一班中学生介绍雷锋精神。「係啦,我係外国人吖嘛,中学生听一个外国人讲雷锋精神,佢哋都会集中精神啲。其实嚟到大陆,我1991年先至知道有雷锋,因为香港嗰阵时都无讲雷锋。」他认为,除了雷锋一句「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」之外,雷锋精神与基督徒精神几乎是「百分之百一样」。

即使雷锋是中共塑造出来的政治宣传,甘仔却不介意被称为「洋雷锋」,认为这代表大陆人对他的讚赏和肯定。甘仔指,他在徐州服务时,曾经获徐州政府嘉许为「十大志愿者」。

甘仔多年来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,帮助过的人包括露宿者、聋哑人士、低收入家庭和其他弱势社群。有两兄弟在年幼时得到甘仔资助上学,如今在江门用甘仔名字「Franco Mella」开设意大利餐厅。

甘仔进入中国,难免要作出一些妥协,是否值得?「值得啦。」甘仔觉得,所谓的「妥协」不是不发声。例如他在开封服务时,「(有一次)工人喺一间工厂出面静坐,可能同公司有啲问题啦。如果喺香港,我都会即刻去问一下佢啦。但係上面唔同情况,都係唔得,因为佢跟住就会开始赶你走啦。」他指,「妥协」不代表他不说,只不过是两地的制度不一样,导致他说的方式也不一样。

甘仔觉得进入内地,没有影响他发声。他还是坚持社运信念,直到今时今日依然为一班基层争取居港权。中港矛盾下,甘仔也懒理被人骂他帮大陆人:「我哋成日都俾人闹啦,我哋唔係嗰啲咩大团体大代表呀嘛,我哋只不过係同普通市民一齐争取啲嘢。」

一国一制,新天新地

「我希望有一日,香港同大陆,无罗湖无落马洲,可以一国一制。唔係话而家香港嘅制度,或者大陆嘅制度,而係有个新嘅制度,人係嗰个中心。我哋基督徒应该推动大家平等嘅社会。」

「唔係太理想化,係应该要争取呢件事。」甘仔认为,如果要做到「一国一制」,首先要有一场思想上的「文化大革命」:首先,香港人不要以为自己高大陆人一等;另一方面,中国政府都要民主啲,例如应该释放维权人士,「大家有自由,大家都係平等。唔止係精神上,亦都係物质上平等。」

「我哋天主教讲新天新地,无咩两制嘅,全世界都一齐。我哋要明白,两制好危险,因为存在了两种人,有啲人以为自己高级啲啦。如果有人唔满意中国,咪一齐改啰。」

70岁的甘浩望神父说:「我始终想留喺大陆」,但他渴望有朝一日,能见证围城变成「新天新地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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